(资料图片)

首先必须声明，女性主义是一个很大的话题，我对于它的了解确实不深入，以下内容都可以当作我的胡说八道。

女性主义一直是一个具有非常大争议的话题。最早的女性主义者大概是苏格拉底，他一直坚持女性并不缺乏成为哲人王的知性，因此应当让女性同等接受教育，苏格拉底的下场也很惨烈，我猜测在处死苏格拉底时他的女性主义观点一定是呈堂证据之一。万幸，现在这个时代毕竟还是进步了，起码谈论女性主义观点不会被处死，但时至今日，如果一个人要在主流舆论场上谈论这个问题，依旧会引发旷日持久的骂战。

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，女性主义依旧具备谈论的价值，因为这个问题尚未盖棺定论，也因此我们现在还要读易卜生在19世纪写的戏剧《玩偶之家》。

整部戏剧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娜拉和海尔茂的依附关系。戏剧文本中有一处很有意思的地方，海尔茂会将娜拉称作小鸟，这基本上可以概括这段关系的实质，即一种将娜拉物化的关系，海尔茂本质上并未将娜拉看作是独立的人，而更接近于自己圈养的宠物，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去观看这个故事，也不难理解海尔茂的做法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诸位养的狗随地大小便，诸位大概也会骂它是彻头彻尾的畜生，因为狗的体面关系主人的体面。我们当然要批判对于人的物化，但是批判之余，我们不能忽视两个真正的问题：这种物化关系是如何形成的？到底要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物化？

要回答这两个问题，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二者的依附关系，海尔茂固然物化了娜拉，难道娜拉就没物化她自己吗？与一般人的认知相反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是双向的，压迫者固然要压迫，被压迫者也必须要主动的被压迫，否则这种关系并不能稳定存在，也不能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，光有皇帝没有奴才那就算不得封建，奴才们都不想做奴才了，那便要闹革命了。在海尔茂露出真面目之前，娜拉一直响应着海尔茂对于自己的物化，甚至可以说，娜拉向往着这种物化，她对海尔茂的称呼不是一直都是“亲爱的”吗？可为什么娜拉对这种物化不反感，甚至于以被物化作为一种幸福？因为这种物化并非赤裸着的，而是裹着糖衣的。

裹着糖衣有两层含义。

第一层，我将其称作语言的艺术。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个细节，海尔茂把娜拉叫做“小鸟”，小鸟多半是美丽的，就算个别如乌鸦者确实不怎么美，至少也沾得上灵动活泼之类的词语，而海尔茂不会用“狗”这样的动物（爱狗人士息怒），就算要用，也会称她为“小狗”，因为“狗”这种称呼是赤裸地将物化表现出来，“小鸟”则不同，它的确是物化，但同时也具备赞美的意味。娜拉的确处于物化中，但是这种物化不以物化的形式出现，它以所谓“爱”的形式出现，没有人会拒绝“爱”，娜拉也是。但那是真正的“爱”吗？主人和奴才的爱也算爱？不，那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这种“爱”的本质依旧是居高临下的，傲慢的审视，当娜拉接受海尔茂的赞美的同时，她还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：海尔茂有资格去评价她，他可以理所应当地把娜拉对于他的付出当作娜拉自身的价值，因此娜拉对于他的付出，对于他的依恋也是理所应当，因为这是娜拉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。这是伪装成爱的精神控制。

第二层，是现实主义意义的糖衣。这一层含义非常简单，却是根本问题。娜拉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海尔茂，她唯一的经济来源便是海尔茂给的零花钱。关于这个问题，鲁迅先生的文章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。我想补充的一点是，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娜拉理所应当得到报酬，娜拉付出了家务劳动，而她的丈夫占有了她家务劳动的使用价值，他的丈夫应当给她工资，但他没有，他给的东西叫“零花钱”，这又回到了第一点，伪装成“爱”的精神控制，海尔茂把娜拉应得的东西当作他给娜拉的赏赐，工资是不可不付的，但零花钱是随时可停的，这同样是逼迫着娜拉去接受这种依附甚至是控制关系。

我们当然要批判海尔茂的虚伪，但批判无济于事。海尔茂不会因为批判就不成海尔茂了！真正拥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的，是女性们！皇上是永远想做皇上的，只有奴才们举起了拳头，皇上的人头才会落地。最重要的一点是女性们不能去咽下糖衣，更不能幻想着糖衣里裹着的不是苦药，既不是苦药，又为什么要有糖衣？首先不能吞经济上的糖衣，我知道不少女性有被包养的幻想，不劳动确实很惬意，可也务必要记住，劳动也是一种权利，只有自食其力后才能获得真正的选择权，就像老友记中的瑞秋，只有当她通过劳动自食其力而不是靠她父亲的信用卡度日后，她才能真正选择去拒绝包办婚姻。其次不能吞情感上的糖衣，爱永远是建立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上，只有单方面的付出那便不是爱，是精神控制。最后不能吞符号上的糖衣，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创造了一个男性凝视下的女性符号，我当然并非说这一符号又什么问题，文艺作品也讲究市场与受众，但女性们大可不必把这一符号投影到自身，不是每个女性都要成为玛丽莲梦露，女性们有权利去追求一种不被定义的自信的美，我们并非“小鸟”，我们是我们自己。

我相信以下真理不言而喻：人人生而平等。